杨骚故居的内部结构是闽南地区常见的竹竿厝，宽仅一个开间，长近百米。砖木结构，斜坡瓦屋面，木楼梯木楼板檁木。共有4个进落，每一进落之间均有一个采光的天井，二楼以木质连廊贯通，并与周边建筑连成一片，占地面积约五六百平米，建筑面积一千多平米。第一进为三层，后面三进均为两层。每一进落的结构功能设置都不同，根据主人的商业和居住需求区分。

  以前，杨家宅院并不是单门独户的建筑，二楼的连廊让比邻而落的建筑冲破了居家独户的束缚，家家户户相连贯通，绝对没隐私可言。孩子们可以沿着二楼的连廊满世界游耍，还可以捉迷藏，使这座小小的城更富有生活的气息。

  杨西北清楚记得，他们一家1959年从广州搬回来这里居住后，曾暴发了一次很大规模的“6.9”大洪水，洪水一直淹没到2楼，驾舟过来解救灾民，他还很小，被大人牵着从后院住房的二楼回廊曲折地走到临街的二楼，一个叔叔从二楼的窗户把他抱了出去。

  “竹竿厝”的底层一般光线都很差。走进故居，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潮湿灰暗，地面红色斗底砖多已纹裂脱离，墙壁也剥落，被洪水淹过的痕迹清晰可见。这房子和这家族一样，都已经很古老了，据说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经历了多次的修缮，要不早已经都倒塌了。

  第一进是门面，也是商用的，用于开店。现在经营一些磁器的生意，兼卖一些坛坛罐罐、拖把扫把什么的，看起来绝对是小本生意。门面的店铺原本是杨家的，解放后按当时的政策，多余的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统一由政府集中经营收回经营。也不知道产权现在归还给杨家了没有？在外墙红砖的砖柱上挂着一块不大起眼的“杨骚故居”文物保护标志，正面的入口大厅却做着小本经营的生意，让人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总有一种“明珠暗投”了的感觉！

  第二进是公厅，应该就是会客的地方了。正面是雕工精细的木屏风，靠北的墙边有一部上楼的木楼梯，楼梯的扶手只剩上面的主干，二楼的房间墙面、地面、过道和连廊栏杆都是木制的，有些造型，依稀可见当日的风采。现在由于年久失修，不能再上人了。这一进的天井比较小，天井上去是个厅堂，厅堂比较深，采光就是靠天井，所以显得黑森。厅堂里墙的上方悬着一个匾，上面镂着“拔元”两字。这是杨骚的父亲上京朝考所得，曾是杨家的荣耀。当年杨家还为此打卤面请南市街所有人家热闹。匾的下面是一条案桌，案上有香炉和供具，原来这里是杨家祭祖的地方。大概多年的香火熏燎，楼顶是黑乎乎的，牌匾成为一种酱色，“拔元”这两个写得还算有分量的字显得含糊起来，两边墙壁的色泽很暧昧，说不上像什么。这里现在已改为家用。

  第三进是生活场所，天井里有一口古井，直径约40公分，显得很古锥可爱。边上还有一个砖砌的灶台，以前杨家族人就是在这里生火造饭过日子的。同行的沈博士对古井颇感兴趣，用单反相机拍了不少照片，并邀请杨主席在古井前一起合影留念。杨西北笑着说，当年央视来采访的时候，看上了这口古井，对着它一顿狂拍，央视记者的技术就是好，在电视里呈现的镜头非常唯美。

  第四进是生产兼生活的场所，杨家族谱记载，杨骚就是在最后这落北边底层的一个房间里出生的。屋后有个大院子，这是一个大石埕。现在院子已经很荒芜破败了，杂草丛生，东北角原来被称为“棉仔间”的房子仅剩几堵断墙，是以前杨家做棉纱生意时的作坊间。但生命是长青的，院子里的一棵龙眼树看似很有些年纪，却长的枝繁叶茂，东南角还新长了两株黄皮果。

  据杨西北的表弟彭建龙回忆，在九湖的圆山脚下，杨家原还有一片用于收租的田地，但租金没有算钱，而是以谷抵租，收回来的稻谷就在后面院子里的石埕上晒。

  在清末民国初期，像杨家宅院这样的规模，也可算的上是大户人家，低调奢华有内涵的豪宅了。

  杨骚生于乱世，家境算不上很好。杨骚属杨氏家族十九世，其家族发展史和杨骚飘泊的人生经历一般，并不顺风顺水，而是一波三折，充满苦难和磨难。

  杨宅为杨家祖上七兄弟共同居住，太平天国失败后购买的宅子，刚开始没那么大，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多，不断的买买买，直至现在的规模。

  杨家的祖上曾经历过一场差点灭门的“血光之灾”，这事与距杨家后院不远处的“侍王府”有关。

  杨氏家族的祖居地在华安县丰山乡，十八世纪初叶，迁居漳州图谋发展，在城南的东闸口做起纸生意。但正是这一场迁居，直接引发这个家族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

  公元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天京” (南京)被清军攻陷。为保存实力，侍王李世贤即于10月14日挥师南下，率部攻克漳州，并于11月初三率精锐2500名勇士攻占漳州云洞岩万松关清兵大本营，活捉清军提督林文察。太平军在漳州七个月期间，指挥部设于龙眼营通元庙，后称“侍王府”。

  侍王李世贤于公元1865年5月15日率部撤离漳州，8月19日到达广东镇平县与下属将领康王汪海洋会合，汪海洋深恐李世贤取代自己的地位，控制自已经营的盘，即于第四天的深夜，派人将熟睡中的李世贤刺死，时年李世贤仅32岁。

  原本人丁兴旺的杨家家族，数十口人几乎全部死于这场战乱，这中间还包括杨骚的祖父杨光道。杨家族谱中记载了杨光道之死：同治三年甲子某月某日已时，长发破漳，被害无葬，享寿三十四岁。

  1988年6月10日漳州市政府确定侍王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管委会侍王府保护小组如此纪录：太平军攻占漳州后，纪律严明，下令不占民房、不扰民宅，其士官均住于官观、祠堂，“保民如子，恤民疾苦”“开仓济贫、恢复集市”。但清朝政府视“太平天国”革命行动为洪水猛兽，冠以各种不实之辞加以误导，在民间形成“长头发反”的理念，进而达到否定“太平天国”这场近代史上顶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

  这段历史的公开纪录，与杨氏族谱的纪录放在一起，不禁令人感到困惑：杨氏的族人，数十条人命究竟惨死于何人之手？此事已无从考究。历史有时就是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真实的情况只有当事者知之。

  如果当初杨氏先人能安心留在华安丰山，过着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后来就不会有这场劫难；假如没有这场劫难，杨氏家族安居乐业，也许家族就会十分兴旺，杨骚的日子也许就会过的更加滋润更有成就。但历史没有如果，如果没发生这些变故，后来可能也就不会有杨骚，或者有也是在乡下务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就不会有这么一个著名的诗人供我们书写。只能说，每个家族的发展都是有风险也是有代价的，存在即合理。

  这场劫难，杨家只逃出了叔侄俩个人，杨家的血脉才得以传承。一个是杨骚22岁的五叔公杨文祥，另一个是杨骚的生父杨长生，逃出时只有3岁，排行老二(但其实排第几已不重要)。杨光道临死托孤，交待五弟杨文祥要带好侄儿杨长生。弟弟答应了，他才瞑目死去。

  二十二岁的杨文祥带着年幼的侄儿逃到南市街落户。颇有经营头脑的杨文祥改行做棉纱生意，几年之后，竟有十几家棉纱店铺。发达了的杨文祥先后娶了二室，育有八子二女。杨长生虽然数量少一些，但也有三子二女。杨骚排行老三，并成为了全家族的光荣和骄傲。

  叔侄俩的开枝散叶让杨家重新人丁兴旺起来，共繁衍了11子4女，加上3位夫人，两人让杨家总人口达到20人，增长达10倍之多，这是他们对家族的最大贡献。人是第一要素，人才是第一资源，有人就有希望，有人才有未来。杨家后世是实实在在享受了这波人口发展的红利。

  生父杨长生目不识丁，是个典型的老实人，在南市街附近的上坂打面为生，后不慎从楼上跌下来，伤病一直不愈，拖延数年后死去。杨骚其兄一是煤炭工人，一是细金工人。因家境贫困，杨骚未满周岁便过继给婚后尚未得子的堂叔杨鸿盘(杨文祥的三子)。当时民间有这么一个习俗，婚后如没子女，收养一个婴儿后便可得孕。后来，杨鸿盘果然连得三子，杨骚从原来的小儿子变成长子。

  杨鸿盘出生于1877年10月，在私塾教书，1909年24岁拔贡，次年上京朝考，被授广东省新会县七品候补知县，尽管他未曾赴粤候补，仍给杨家带来光耀。在丰山乡杨家的祖厝前则竖起了使人敬慕的旗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