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北京的书写,如今出版的新旧读物很多。董玥教授的《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是一本学术书,却没什么高蹈难懂之处。由于其是作者英文版自译,有意照顾如我这样的一般读者,改写得更为平易,没有饶舌或蹩脚的花活儿。

  这本书写的老北京,是1911年至1937年的北京城。作者精确指出:“今天我们所认为的‘老北京’在很多意义上实际上并不很老,它并不是古代帝都时期的北京,而是距离我们并没那么遥远的民国时期的北京。今天被重构的物质生活的类型很多来自民国时期。”这是作者所理解和认知的老北京。这一段历史中的北京,正处于新旧历史的变革时代,五四运动、清政府被推翻、军阀混战、国民政府南迁……一系列的动荡,让这座古城频繁变换色彩与姿态。对这段历史,董玥教授进行了细致的打捞与钩沉,尽管新挖掘发现的材料不多,但在有限的材料中,现汤煮现面,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重新梳理、审视和解读。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调动历史定义当下”,我以为这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它并非仅沉浸于学术或历史,而是着眼当下。对于关心如今北京城保护与建设的人来说,这本写1911年至1937年北京城的书是一面镜子,但并不是年代久远、锈蚀斑驳的青铜镜,只为磨洗认前朝,而是还能清楚鉴今的一面新镜。

  全书共三部分,第一部分“规划北京”,写得最有意思、最有现实感,因为如今我们依旧在规划北京。经历百年沧桑之后,被无数次规划的北京,依旧在保护与拆迁、改造和建设,亦即在书的副标题“历史与怀旧”中重复或螺旋形徘徊前行。

  董玥教授在这本书中提出“传统回收”的概念,不是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而是现代既包含外来资源,也包括本土传统。这是一种中庸之道,却很辩证,有见地,不仅是在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的矛盾斗争中对老北京的重新诠释,也是如今我们面对同样问题的有益参照。

  在这本书中,董玥教授认为,民国的建立,首先是对封建帝国空间秩序的反叛和重新规划。铁路是其开端,打破了古城自诩多年的“龙脉”(前门是龙喙,崇文、宣武二门是龙的双眼)。短短时间内,七座城门被打开,内城所有瓮城被拆除或洞穿,一座箭楼被推倒,两座角楼和五座箭楼被悬置,西式火车站近邻明城墙。

  紧接着是道路,“每延伸一条道路,就会推倒一段用砖石写就的历史。正如之前为火车让路一样,皇城城墙不断为配合公路的建设而被拆除。”1914年,东西主干道长安街修通,棋盘街和千步廊被清除；1926年,南北主干道新华街修通,新开的和平门把老城墙洞穿。

  在这样的城市道路不断延伸、拓宽的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涉及“龙脉”的破坏,更涉及百姓的实际利益。书中特意写到宣武门瓮城的拆迁,遭遇当地百姓商户的反对,以至延宕了十几年。董玥教授饶有意味地写道:“北京城市空间的规划改造构成了新政府与人民相遇的一个重要空间。”因为只要涉及公共空间,必然涉及公共利益。因为这样的相遇至今犹存,难题依旧。

  192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南迁,北京不再是首都,而成为北平。一座古城未来发展的方向在哪里,成了北京城自封建王朝解体之后的第二次选择。

  1933年,袁良任北平市长。书中以很多笔墨写了这位新市长对北京城大刀阔斧的变革。上任伊始,他制定了《北平游览区建设规划》,精确指出要把北平变为一座“世界现代都市”。只是他的这个“世界现代都市”,与他的前任急于推进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构思、设想及具体实施方案不完全一样。同为现代,其理念与内涵迥异。董玥教授在书中高度赞赏袁良的这个《北平游览区建设规划》:“这项计划是1911年以来市政府在城市发展策略上的最具气魄的计划之一,与以往重建城市的政府努力不同,这项计划并不是要移除帝制遗迹或改建它们以适应新用途,而是致力于将它们保存为北平和中国文化的象征。”董玥教授进一步指出袁良这一努力在当时城市建设伦理与方向上的意义:“袁良治下北平告别了跻身世界首都之林的压力,转而将发展趋势明确并有意定位在让北平成为一座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之城的目标上。”

  袁良确实为此做了极大的努力。他首先批评了前任的大拆大建、随意拆毁紫禁城城墙和先农坛城墙。在袁良的努力下,《北平游览区建设规划》得到一步步的实施。这个计划充满对北京的深厚感情和文化自信,自豪地宣称北平的宫殿、园林、古庙“不仅是东亚文化之渊薮,亦世界名胜之伟绩”。书中援引市政府给《市政评论》的一封信说:“北平为百年旧都,宫殿巍峨,街衢宽广,苑圃涵宏,欧美各国人士来游者,咸震惊于东方之美,叹为得未曾有。”

  为实现将北平建设成文化之城、旅游胜地的目标,市政府设置的总体方案,首先将包括长城在内的北平附近所有名胜古迹涵盖其中,并组织专家编纂介绍名胜古迹的图文并茂的旅游手册《旧都文物略》,袁良专门为之写了前言。然后,开始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增加广告,建立旅游公司,增加游乐设施,在市内建立一座面向外国游客的京剧院。之后,又对古建筑做维修,其中对天坛的修缮,是继1890年天坛毁于雷电时的维修之后第一次全面维修,意义非常。

  所有这一切实践,与袁良的前任所走的路比较,一个疾步匆匆重现代,一个自信文化重传统。在解读这样一段历史时,董玥指出:“北平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重新定位是背离了五四式反偶像冲动,开始树立一种对中国历史的新理解的一个重要例子。”比较这前后两者,董玥说:“民国早期北京的大多数建设工程都要推翻墙壁,打开封闭空间,就好像城市空间本身已经深陷囹圄,而墙壁就是重重枷锁。作为现代中国的共和之都,北京需要的是打破过去迟缓笨重的结构,用交错的铁轨和柏油路来塑造一个繁华的工业城市。在这种转型背后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创建新的空间秩序,从而将帝国的臣子培养成民国的公民。”

  在肯定其付出沉重代价获得的进步意义之后,董玥说:“这一时期的建设工程并没有为这座城市带来一套标准的美学风格。”她只肯定了朱启钤的中山公园改造工程。

  对于袁良上世纪30年代对北京新的定义与建设,董玥同样有赞有弹:“定义并再现一个‘真正的过去’不仅成为可能,而且颇为诱人。北平的空间转型于是从一场政府与理想的新市民对话变成了一场国民政府与外国游客的对话。”

  在这两者之间,她还说了这样一句话:“现代化的进程与来自城市过去的韧性总是动态地交织在一起的。”这话说得有点意思,颇耐人寻味。北京城这样独有的韧性,至今在我们对这座古都的认知、理解和保护、改造、建设之中,依然动态地交织拉扯着。我读这本书,读的不是其学术的价值,恰是这样对于今日韧性的关联。历史与怀旧,藕不断,丝还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