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唐之前，国家的权力基本被皇亲贵族和世家大族所垄断，底层基本没任何上升的通道，这种局面的存在导致了两汉末期和南北朝时期国家大权被世家大族架空，平民难有上升通道，为反抗世家大族与皇权的双重压迫而起义不断，政局长期陷入不稳定的局面。

  隋朝建立后，为改变这样的一种情况，限制世家大族的权力，巩固中央皇权，创设了以考试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希冀以考试的方式从平民中选拔官员，打破上层阶级对权力的垄断。

  隋朝由于短命，还没有来得及实践这一历史上的官员选拔新制度就一命呜呼在了关陇贵族的兵锋之中。

  李唐王朝建立之后，对这一官员选拔制度进一步进行了完善，希冀打通底层平民进入仕途的通道，进而达到缓解底层矛盾，限制世家大族权力的目的。

  但实际情况却并没有如李唐王朝的愿，科举考试并没有成为阻挡世家大族进入仕途的障碍，也没能为底层平民顺利进入仕途搭建便捷的通道，相反世家大族很快将其作为了确保其家族地位的新途径。

  在整个唐朝，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科举及第者是来自10个最显赫的家族，而唐朝七品以上的官员中，70%由拥有特权的世家大族的子弟担任。

  那些极少数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平民子弟，大多只能任从九品一类的浊官，在古代“清官”主要指的是那些拥有制定政策权力的高阶官员，而“浊官”则主要指的是那些只能负责具体落实和执行的低阶官员。

  在隋唐的制度设计者看来，考试无疑是最公平的官员选拔途径，但结果却为何依旧呈现出了这样一种并不公平的情况呢？

  首先，自两汉以来，世家大族本就一直非常良好的学术传承的传统，正是基于此，世家大族基本都能为后代提供在当时非常先进的教育。同时，在唐朝，公共教育的普及度并不高。以首都长安为例，当时唐朝顶尖学者所集中的三所学校分别为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

  按照唐朝的法律规定，只有居住在长安的家庭才能在这三所学校接受教育，其中国子学只为三品及以上官员的子孙服务，太学只为四品和五品官员的后代服务，四门学只为六品和七品官员的子弟服务。

  门下省及东宫的附属学校则只为皇亲贵族提供服务，相对应的州郡的学校虽然并不能和长安的学校相对比，但大多数学位却仍然被提供给了当地的地方官员和大地主家族的子孙。

  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家族学术素养传承，还是后天的学校教育，底层平民子弟的机会显然都要比世家大族子弟的机会少。

  而由于公立学校的缺乏，一些负担不起私塾费用的底层家庭绝对没机会将子弟送去接受教育，从而失去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

  第二，唐朝时期的科举考试仅在首都长安举行，长途跋涉的差旅费用也是普普通通的家庭所不能承受的，相反高官子弟却能常住京师，享受最好的教育和最便捷的考试服务。

  第三，在考试内容上，唐朝时期的科考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的知识、文学写作和时事文章，这其中文学写作占比最高，但唐代的各种学校却并不开立这门课程，文学创作的训练只能依靠在学校外聘请专门的教师进行训练，对于众多家庭而言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同时这与家庭中原有的文学氛围也紧密关联。底层平民家庭似乎在聘请外教和培养文学氛围方面都没什么优势。

  第四，科举结束后的安排同样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逆淘汰过程，一如今天的公一样，被录用只是代表你进入了这个体制，但是你具体在什么岗位、任何种职位却需要跟进后续的人事安排。

  在唐朝，科考结束后，往往会出现“赞助人”的关系，即人们往往会根据及第者的家世背景或赞助人的关系来决定其最终分配的岗位，而明显会受到优惠待遇的往往只会是那些居住在京城的世家大族。

  所以隋唐所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并没有打破世家大族对权力的垄断，相反却让世家大族的特权利益以一种合法的方式显得更为稳固。底层平民子弟在这场看似公平的考试面前，根本没办法实现自己人生的华丽逆袭，往往不过是衬托帝王显赫政绩的一个辞藻而已。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正因为底层出路始终得不到畅通，当矛盾淤积过剩而没办法得到有效回应之时，历史的车轮才被循环往复的不断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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