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元（1919-1996）出生于广东珠海唐家湾镇那洲村,1938年奔赴陕北，投身抗日洪流，1939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学习。解放后，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主任、中央美术学院第四任院长，先后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第一、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等。古元的版画艺术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都留下光辉的一页。

  谓古元而言，从广东到延安投身抗战洪流，边区生活平等、互助、友爱的人与人的关系使他感触颇深，创作题材和表现主题也相应产生了变化，古元用行动证明从事艺术创作中深入生活、接近劳动人民的必要性。如：在作品《战胜旱灾》中描述了久旱缺雨时节，群众在烈日下打井浇水的场景，正是及时配合宣传而作；为宣传党的统战政策，构思创作了《逃亡地主归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时，影响极佳。画中地主骑着大马，中间是地主老婆和小妾，后面是驮运的箱柜，驼背的老长工牵着牲口，还有哈巴狗紧紧跟着，背景是陕北的窑洞，地方色彩浓厚，表现出了人物的时代精种面貌和动人的艺术形象。

  掌握艺术创作规律、重视群众喜爱是古元的美学精神的精髓。古元重视工农兵生活和群众喜爱，发挥版画的特色，使自己的作品在群众精神生活中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古元的版画从立意、构图，到整体效果，既发挥了版画艺术的特点，又有特殊的个性风格，作品黑白对比鲜明，颜色搭配和谐，刀法娴熟自如，画面统一；古元反对内容空洞、形式乏味的作品，认为“美应当是自然的，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统一的美”，古元的抒情的作品（如：《甘蔗园》、《绍兴风景》、《假日》）和描绘斗争场面的作品（如：《焚毁旧契》、《人桥》、《刘志丹和赤卫军》）都是通过你自己的美学观点和遵循艺术创作规律而产生的，并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劳动人民。延安时期创作的新窗花和剪纸受到老百姓的普遍称赞，用年画形式创作的作品《老百姓拥护咱们自己的军队》成为新年画的经典之作，也成为延安木刻家的重要目标。

  古元作品人物形象鲜活，场景亲切自然，寥寥数刀就能自然表现出人物不同的内心世界，版画家力群曾称赞“把最平凡的事物刻成了诗一般美的图画”。版画作品《哥哥的假期》中的青年战士细心地向长辈、乡亲们讲述八路军部队生活的动人神态，自然鲜活；《调解婚姻纠纷》中主人翁马专员头顶上是圆门的空白，通过特殊的构图，表现出他既是群众中间一员，又有民主政府官员的优良作风；《结婚登记》内未婚妻端坐在登记桌前，兴奋跳动的心弦欲掩不止。这些深刻的形象，既表现了生活，又反映了主题，既合乎艺术的真实，又强调了作品的教育意义，通过形象表达思想，生活与艺术在作品中和谐统一。类似的作品还有木刻《鞍山钢铁厂的修复》和《秋收》等。

  古元始终坚持“艺术为人民”的思想，他从人民生活中吸取营养，从古今中外的艺术中吸取精华加以咀嚼、消化，来充实发展自己的创作艺术。其作品题材广泛，艺术语言丰富，表现技巧完美，达到了自由发挥且“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他从不墨守成规，不迷信“学院派”，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每幅创作，总是力求独到的创新。1956至1957年间，最具代表性的版画作品是《甘蔗园》与《刘志丹和赤卫军》，标志着古元版画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更完美的境界。

  古元版画艺术成就的取得，与延安革命的土壤及其崇高的人格作风、丰富的农村工作经历及不懈的艺术探索的是分不开的。

  古元是成长于抗日根据地的版画家，也是文艺思想教导下的典范，延安的环境对其影响深远。

  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环境相对安定，古元迅速确立了信仰和革命人生观、艺术现，创作激情高涨，作品像雨后春笋一般，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优秀作品不胜枚举，最富代表性的当推《哥哥的假期》和《减租会》。古元的艺术实践与其正确理解和处理深入生活与深入群众这两个重大原则问题紧密关联，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对深入理解这两个问题依然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古元的卓越成就，是文艺思想教导下的一种成果，其“艺术的根须”，深深地扎根于工农兵的生活。古元不满足只在“小鲁艺”的窑洞生活，而毅然地到群众中去落户。他不仅长时间居住在川口农村，也到过“陕北江南”的南泥湾，跟随过运盐队奔走在“三边”和延安的旅途上，丰富了劳动生活的体验，艺术天赋更加迅速地发展。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古元对许多艺术问题重新思考、定位，其创作有了新突破。一是由抒情转向密切结合政治生活，作品内容更为深刻。座谈会以前的作品，偏重描绘革命的新农村里的生活，有着浓厚的抒情的色彩；座谈会以后的创作，更密切结合边区的政治生活，使作品内容更为深刻。二是汲取民间艺术更多的营养。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古元的艺术风格上也逐渐摆脱外来形式的影响，更多地向民间艺术学习，产生了非常明朗的调子。代表作有：《哥哥的假期》、《结婚登记》、《调解婚姻纠纷》、《练兵》、《减租会》、《拥护咱们老百姓的军队》、《人民的刘志丹》等。

  古元深入农村的生活，与劳动人民的感情至深，了解群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

  古元秉承“到大鲁艺去”的指示，担任延安县川口区碾庄乡政府文书，与农民群众朝夕相处，熟悉陕北农村的风土人情，对各阶层的我们正常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特征都了如指掌。古元敬佩劳动人民的淳朴憨厚和勤劳智慧，在思想感情上深受劳动人民的影响，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不息源泉，并为版画创作奠定良好的基石，一幅幅作品脱颖而出。

  古元的思想作风自然质朴，从不哗众取宠，视人民为物质财富和精伸财富的创造者，时刻牢记人民的利益。陆定一曾评价古元作品：“能够准确的看出作者对于农民的热爱，和对于农民情感的深刻体会”；诗人艾青在文章（1952年版《古元木刻选集》代序）中写道：“再没有一个画家能像古元同志这样丰富的反映古朴的中国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生活了”。1963年，古元刻了以陕北生活为题材的代表作品《老战友》和《探望老房东、老战友》，隐约批评部分干部脱离群众、搞特殊化、讲排场的现象，古元认为，假如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因此不能忘本，陕北老乡经历过长期的劳动和斗争，若和他有过交往都会感到异常亲切。这个创作动机从真实的生活中有感而发，有长期生活积累作依据。

  古元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陕北农村的生活、农民的一草一木、一举一动，在他的脑海里烙下了深深印记，并组成优美的图画。早期的木刻《播种》、《骆驼队》、《挑水》、《运草》、《牛群》、《羊群》、《铡草》和《家园》的创作，都饱含着他对农村里的生活率真的爱。通过观察、体验和思考，古元理解生活中所包含的意义，从一个背影，他能窥见农民内心的喜悦，《入仓》的创作就是鲜明的例子。

  古元的艺术思想历经变革和磨炼，其“由西向中”的华丽转身，得益于传统、民间艺术的启发。

  古元善于吸取他人之长，重视民族的、民间的艺术形式的探索研究。早期在艺术形式上受西方木刻特别是德国版画大师珂勒惠支和苏联版画家的影响，着力表现物体的体积和明暗，画面往往笼罩着较为浓重的阴影，细致入微，但老乡们看不习惯，把人物脸部阴影的排线看成是“长毛毛”、“阴阳脸”；后期作品则清晰明快，概括简练，如《羊群》、《哥哥的假期》、《祥林嫂》与《方志敏》等。古元曾一度热爱民间剪纸的风味，1958年时代的民间歌谣和农民壁画，也给他以新的启发，《唱得幸福落满坡》、《井台上》等作品便突出表现了劳动人民的乐观主义思想，崭新的、成熟的艺术风格，在与日俱增地形成。

  古元从借鉴中国古代木刻和陕北民间剪纸、年画入手，进一步探索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1943年春天，他到三边走门串户，欣赏、收集民间剪纸，创作了新窗花二十四幅，这些作品中，他对表现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形成了新的艺术风格，创造出以阳刻线条为主、简洁明快、冼练清新、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强烈的地方色彩的艺术风格画面，这种新风格一出现，立即带动了延安木刻界，并在全国木刻界得到热烈反响，如重刻的作品《离婚诉》（1941年首刻）。

  古元有独特的审美倾向，选择和处理创作题材时，喜欢采取正面描写的角度，洋溢着抒情意味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追求表现生活中的平静之美，抒情性作品有《挑水》、《运草》、《羊群》、《入仓》和《骡马店》等。即使像叙事性的作品《调解婚姻诉讼》和斗争性的作品《减租会》，古元也选择正面描写的角度，力求自然真实，充满生活情趣，这与他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背景和他朴素温和的性情有着紧密的联系。作品《老战友》和《探望老房东、老战友》主要体现不忘本的人；《十月的喜讯》中刻画了十年浩劫的伤痕，也描绘了胜利的喜悦；《除障》表现破除禁区，开拓未来。

  综上所述，古元的版画（木刻）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独特的民族与地域特色，成为中国新兴版画的经典。古元善于在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吸收中外版画艺术风格，创作了一系列反映解放区战斗生活史诗般的作品，其版画艺术成就的取得，是革命的思想作风、人格与艺术思想不断变革产生的必然结果。他紧扣着时代和生活的节拍，为创作开辟了新天地，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使版画作品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产生了不朽的历史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