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1日，高希武(右二)带着儿子、女儿、孙子登上天安门城楼，高希武是首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一般游客。新华社材料图片

  1988年1月1日天安门城楼正式对国内外游人敞开的场景。2000多名中外游人当天登上天安门城楼。新华社材料图片

  21年前，身为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的杨登彦，担任联络天安门办理处的作业，他是天安门城楼敞开的预备人员之一。

  2008年12月26日，忆起当年的预备作业，杨登彦说：“这样一个崇高的当地能向公民敞开，还有啥当地不能敞开！”

  他说的“不一样”，主要是差异于公民大会堂和友谊商铺的敞开，所谓“一间礼堂、一家商铺、一座城楼”。

  杨登彦说，这三个当地的敞开各有特点，但那两个都不好和天安门比。对我国人来说，天安门是国家的标志。它从神坛走向一般大众，是最大的改变。

  1979年大会堂的解禁，被誉为“我国改革敞开的严重信号”。次年5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开端试办经济特区。

  1980年，中心副主席就提议，是不是可以将天安门城楼向大众敞开。可是，由于观念和客观条件不成熟，这个主意被放置下来。

  杨登彦说，那时天安门城楼只在领导人招待外宾等严重作业时才启用，平常都是关闭办理。天安门办理处作业也很少，长时刻只配有8个人。

  1984年9月，一封署名“华兴”的信，放在了时任中心的桌上。信中写道：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视天安门城楼，总期望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

  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期望，有人说这是“白日做梦”。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期望会成为实际。

  在多位领导人圈阅后，时任中办主任的指示：“请北京市提出具体意见，报中心批阅”。

  其时的观赏者，主要是中心或驻京部队一些会议的与会者、人大代表或劳动模范。观赏有必要提早挂号，有严厉的批阅手续。

  “那时人们把上天安门城楼当成荣耀。这次能上、下次不能上，有人就会考虑自己是不是出了问题。”杨登彦说，各部委的领导想上天安门都很难，天安门办理处的作业人员也不能随意登楼。

  其时在天安门办理处作业的冯人凯曾回想，在敞开前，一切为城楼做日常保洁整修的登楼人员都在中心保镳局存案，均需通过极为严厉的政治检查，每次登楼前都要电话向中心保镳局请示。

  时刻到了1987年。由于次年恰逢龙年，北京市旅行局就把1988年定为“北京世界旅行年”。时任旅行局局长的薄熙成期望“头一炮一定要打响”。他找到杨登彦，商议敞开天安门城楼。

  杨登彦说，从写陈述到获批，只要3个多月。“之前已有许多衬托，这次是瓜熟蒂落的事”。

  9月，北京市委向中心请示“从1988年北京世界旅行年起招待外宾观赏天安门城楼”。

  1987年国庆后，杨登彦正式告诉天安门办理处：为1988年1月1日天安门城楼敞开做好一切预备。

  薄熙成日后在承受《北京日报》采访时说，“从中心到北京市，对天安门城楼敞开的情绪都很一致，也很坚决。一切的环节都十分顺，根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他用了一句成语来描述：“势不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