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中国科学报》刊登了《徐善衍：科学素质调查须跳出“数字门”》一文。对仅仅通过数字来表示的科学素养调查的最终结果提出了批判性的反思和质疑。一时间，很多网络媒体纷纷转载该文，但从整个社会的关注度来说，素养调查一直是公众关心的话题，尤其是谈到它对于国家科普政策的导向性方面，会更加触动社会的敏感神经。

  一提到所谓的“门”，我们的感觉就是它揭示了消极的信息，若不是负面的信息的话。自从“门”的出现，已经先后有了“窃听门”、“气候门”等等不一而足的“门”，而现在出现的“数字门”则再一次说明我们的测评结果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和挑战。

  自1992年开展科学素养调查以来，我国的公众科学素养在不断地提升，虽然幅度很小而且数字也受到质疑。我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数字门”的提出恰恰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的时机，那么引进美国的Miller体系是不是适合我们的国情，我们是不是只可以通过简单的数字来表示我们的测评结果？

  通过历次的调查我们要说调查的程序不能说不公平，样本的选取不能说不科学，工作人员不能说不辛苦，但是如此纷繁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如果仅仅是为一个最终的数字而忙碌，也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

  最近一次调查的样本覆盖了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全部地区，但我国幅员辽阔，各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即使是同一人群也有不一样的外在表现。因而我们用同一套标准化的问卷来测试不同的人群，难免会有些问题存在。地方特色的知识并没有在问卷中显示出来，而有一些时候，地方性的知识往往在某一个地区有着普适性的原则，从长远来看，开展国际比较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真实的情况，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中国的特点和不一样的地区的优势。

  从问卷的题目上来说，我们是不是过多地关注于科学知识的测评，而对于科学方法，态度和精神的测评是否略显不足，仅仅通过对比实验、迷信、星座等问题难以反映整个公众的科学素养全貌。而且当今的高风险社会环境下，尤其在农村等偏远山区迷信的回潮有抬头的趋势。但是这种可做不可说的行为必然不会反映在问卷的答案当中。

  另外，在测评结果的分析中，木桶理论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即使别的方面全部优秀，只有一方面不达标，那么这个人也不算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的是说和做往往不是一回事，而落到白纸黑字上的往往又是另外一片景色。我相信所有的烟民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还可以诱发癌症，但是还有人在抽烟，那么如果他们是博士，是教授，是否可以说他们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呢？

  我想，历次的调查给咱们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数据库，充分发掘数据背后的故事而非仅仅把目光着眼于数字的推演可能是更重要的。当然这需要从上到下的一以贯之的执行和支持。

  当然，历次的调查也给咱们提供了很多有关公民科学素养发展的趋势信息，尤其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推广，网络在我们正常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在攀升，但是在广大农村网络未必如此受欢迎，甚至有时候手机也没有起到我们所期盼的传播功能，往往口传心授的做法却大行其道，这也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许就是当下最流行的社会资本理论的写照吧。

  对于“数字门”引起如此的关注，也说明我们是关注科学素养调查的，同时也希望这个调查慢慢的变好，真正为我们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而我们应该做的可能就是深挖数据背后的故事，同时开始研究中国特色的测评体系。有质疑是好的，假如没有了质疑，那么素养调查可能就成为了一个程序性的东西，没有人关注了。

  科学精神就是要求实求真，创新并批判性地质疑，没有了质疑和批判，那么我想学术研究将死。这也许就是“数字门”给我们的启示吧。